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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以为是正常的商业纠纷，没想到背后竟有一个精心设计的‘剧本’。”谈起那次跨境著作权纠纷，傅先生唏嘘不已。2024年，傅先生经营了多家跨境电商商铺，主营浴帘、抱枕等家居用品，销量一直不错。然而，一封来自国外的法院诉讼邮件突然送达，打破了傅先生平静的生活。

邮件显示，原告曾某、吴某起诉傅先生店铺销售的产品印染花型侵犯了其在美国登记的著作权，要求立即下架产品、冻结账户资金并支付高额赔偿金。

“那个花型明明是我从正规图库网站购买的公开素材，怎么成了别人的‘原创’？”在咨询律师后，傅先生倒吸一口凉气：即便对方权利基础存疑，漫长的诉讼周期和数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应诉成本，也足以拖垮自己的商铺。

面对对方提出的数万美元的和解金要求，傅先生陷入了两难：应诉，成本太高；妥协，心有不甘。不久后，他被起诉的店铺就收到了境外法院发出的临时性禁止令。

在与其他同行交流中，傅先生发现不少商家也陷入了同样的困境。张先生是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一家家纺公司的经营者，傅先生和其他一些跨境电商都在他那里进货。他与傅先生有着相似的被诉经历，店铺被法院冻结资金后，无法正常经营，“原本的销售渠道突然没了，货款无法正常回款，我也支付不了供应商的货款”。

“律师查询过对方的著作权证书，发现他们的登记时间极晚，而且花型来源不明，这简直就是欺诈！”愤懑之余，傅先生选择向国内公安机关报案，指控对方诈骗。但由于涉案证据需跨境调取、犯罪手段新颖，警方并未立案。

2024年11月，傅先生和其他被害人了解到，在最高人民检察院2023年发布的第48批指导性案例中，绍兴市柯桥区检察院办理的“周某某与项某某、李某某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等系列虚假诉讼监督案”，案情与他们的遭遇高度相似。“起诉我们的人是不是也采用了同样的犯罪手段？如果是，能不能立案？”他们找到柯桥区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申请检察机关立案监督。

检察机关发现，曾某、吴某经营的国内公司正是在绍兴市柯桥区，其远程操控美国律师提起诉讼，辖区还存在其他被害人。

审查结果显示，部分涉案花型的“底稿”早在几年前就出现在某知名图库网站上，且拥有明确的原始作者，甚至部分花型是早已进入公共领域的“老花样”。曾某二人所谓的创作，不过是简单地复制、拼凑，甚至是直接截图。两人分别于2021年1月、2024年5月抢先完成涉案花型作品著作权登记。

“这一环节，直接动摇了对方著作权基础的合法性。”办案检察官徐良表示。

曾某二人曾试图通过多个地区总代理，出价买断部分涉案花型的特定类别授权，意图“独占”权利，因作者无法转让作品的全部著作权，最终未能得逞。但二人依然凭借漏洞百出的美国著作权登记证书批量提起诉讼。

二人的套路如出一辙：假借维权之名，以侵犯著作权为由，对使用同类花型的国内跨境电商向美国的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临时禁止令和初步禁令，冻结被告店铺资金，通过判决获得划拨被告店铺资金，或者致使被告误认为原告拥有作品著作权而进行和解谈判，获得和解金，以此诈骗该类经营户。

“他们赌的就是我们没时间、没精力、没钱去应诉。”另一位被害商家表示。

经过充分审查，检察机关认为，曾某二人通过虚构、抢先登记著作权等方式，利用美国版权局形式审查骗取作品登记证书，批量进行恶意诉讼，迫使被害跨境电商在高昂应诉成本下选择支付和解金脱身，严重扰乱跨境贸易秩序，已经涉嫌诈骗、敲诈勒索等犯罪。二人一共起诉了7次，其中两次被认定为恶意提起著作权侵权诉讼。

2025年1月，检察机关依法向公安机关制发《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监督公安机关对曾某二人立案侦查。同年5月，公安机关以二人涉嫌诈骗罪将该案移送柯桥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引导公安机关积极开展追赃挽损工作，依法查封、冻结涉案资金38万余元。二人自愿认罪认罚，并主动退赃13万余元。

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今年1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曾某有期徒刑四年，判处吴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六个月，各并处罚金。两名被告人均当庭表示认罪服判。目前判决已生效。

声称侵犯著作权、批量诉讼、索要和解赔偿金，曾某二人的手段，符合“版权蟑螂”的行为特征。

近年来，我国互联网产业飞速发展，数字传播愈加普及，知识产权保护不断加强。与此同时，知识产权案件数量也在猛增。2025年，全国法院新收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47.34万件，相比2004年的9329件增长50倍有余。

“‘版权蟑螂’在我国已从早期集中在图片领域向多元化发展，目前呈现的主要态势包括：一是领域扩张，从摄影作品向美术作品、字库、文字作品等蔓延；二是主体多元，除专门著作权运营公司外，知识产权代理公司、法律咨询公司等中介机构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赵占领律师谈道。

“版权蟑螂”为何能蔓延，甚至赔偿诉请支持率能达到90%？

“‘版权蟑螂’很擅长利用规则。”赵占领律师表示，“‘版权蟑螂’首先精准筛选被告，几乎全部是商事主体而不是普通个人，这类主体通常和解意愿强且有赔偿能力；其次，熟悉特定法院的裁判尺度，集中向某些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再次，采用程式化诉讼工具，如出具授权书、带水印图片、可信时间戳等，大幅降低举证成本和难度。”

赵占领律师还指出了法律咨询公司能在此现象中发挥作用的原因：“其收费标准非常低，而且不受司法行政部门和律师行业协会的直接监管。”记者了解到，法律咨询公司可在我国市场监管部门注册登记，提供法律咨询、文书代写、风险评估等服务，但不得擅自代理诉讼或辩护案件，这使得其身份具有隐蔽性——极少直接出现在著作权裁判文书中。

实际上，有关“版权蟑螂”的评价向来褒贬不一。有人认为“版权蟑螂”是基于合法方式取得的著作权或授权提起诉讼，是防止著作权被侵犯的正当方式，具有合理性；也有人认为“版权蟑螂”以牟取不正当商业利益为目的，通过批量诉讼等方式索赔，是滥用权利，有违知识产权保护创新的初衷。

赵占领律师道：“明知自己不享有著作权却起诉，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著作权后起诉，或以诉讼为目的敲诈勒索，就构成恶意诉讼。”

今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第49批指导性案例，其中“福建恒某科技有限公司诉泉州日某流量仪器仪表有限公司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案”专门针对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认定与追责作出裁判。该案例明确，明知自己的主张明显缺乏权利基础或者事实根据，仍然对他人提起专利侵权诉讼，损害他人权益的，属于滥用诉讼权利的恶意诉讼行为；他人要求恶意诉讼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大量小额案件涌入法院，加剧了案多人少的矛盾，严重浪费司法资源。”赵占领律师也说。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大势所趋，“版权蟑螂”的出现和壮大，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如何既防止知识产权滥诉，又保障合法诉权？

著作权权利人和作品使用者，归根到底不是对立的两面。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而从长远来看，如何避免“版权蟑螂”式“利润化”的诉讼策略对社会创新产生寒蝉效应，坚定保护创新的初衷，在维权与滥诉间找到平衡，是一个在发展中不断探索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