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闻资讯

要理解第八条的争议，先得回顾2016年“两高”《解释（一）》是怎么规定的。

《解释（一）》第十一条明确：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按照受贿罪、贪污罪数额标准的二倍、五倍执行；挪用资金罪按挪用公款罪标准的二倍执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按行贿罪标准的二倍执行。

简单说：公职人员拿1万算犯罪，民企人员要拿2万甚至5万才算。理由是公职人员贪腐危害更大，门槛应该更低。

《解释（二）》第八条废除了这个倍数，改为直接参照——即1:1对齐。用大白话讲：从“打五折”变成了“不打折”（详见文后京呈说法链接）。

反对者的理由是：刑法对国家工作人员和非国家工作人员的犯罪，历来设置不同的数额标准，这是立法者对两类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判断——公职人员贪腐损害公信力，更严重。现在司法解释直接把数额拉平，等于否定了立法者的判断，属于“司法造法”，违反了《立法法》关于“犯罪和刑罚只能由法律规定”的原则。

听起来很有道理。但问题在于：司法解释真的“越权”了吗？

我们拆解成三个更具体的问题。

追问一：司法解释是否有权设定数额标准？

当然有。刑法只写了“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具体多少钱由“两高”解释确定。这是法律明确的授权，没有任何争议。

追问二：把民企犯罪的数额标准“参照”公职犯罪，算不算越权？

注意，“参照”这个技术，在《解释（一）》中就已经用了——当时规定按2倍、5倍执行。参照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只在于参照的比例从2倍变成了1倍。

这就像一个老师规定“平时成绩按期末成绩的60%折算”，后来改为“100%折算”。折算方法变了，但老师有权折算这件事，从来没有变。认为“1倍参照就是越权，2倍参照就不是”，在逻辑上很难站住脚。

追问三：起刑点相同，但最高刑不同，矛盾吗？

不矛盾。起刑点决定的是“什么样的行为值得抓”，最高刑决定的是“最严重的情况能罚多重”。两者完全可以独立设定。法律从来没有规定过：因为A罪的最高刑比B罪重，所以A罪的起刑点必须比B罪低。所谓“必须保持差异”，只是反对者的一种主观期待，不是法律条文。

小结：从法律技术层面看，第八条没有创设新罪名，没有改变法定刑结构（死刑依然只属于贪污罪、受贿罪），只是在法律授权的数额范围内做了调整——这在形式上是合法的。

不能说“错”，只能说他把一个政策妥当性的问题，上升到了合法性的高度。

合法不合法，看的是有没有违反明确的法律条文。第八条没有违反任何一条法律。至于这个调整“好不好”“合不合理”“会不会打击面过宽”，那是可以讨论的政策问题。反对者真正担心的，其实是入罪门槛降低后，民企内部大量财务不规范、小额回扣等行为被刑事追诉，可能“误伤”中小企业。亦或者，对个别民营企业家、业务人员的原罪表达着担心或同情。这个担心有道理，但那是“合理性”问题，不是“合法性”问题。

把合理性质疑包装成合法性批判，反而削弱了说服力。

据《南方周末》报道，民企内部腐败早已不是“高管专属”。该报曾引用相关数据指出，民企腐败正呈现明显的“基层化”趋势，一线业务人员、知识型员工涉案增多，甚至出现基层岗位贪腐案值高达1.4亿元的极端案例。采购、销售、财务等资金流动频繁、监管链条薄弱的岗位，成为腐败高发区。

另据《中国民营企业腐败犯罪研究报告（2025）》，职务侵占罪在民企腐败罪名中占比高达51.58%，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挪用资金罪三类合计占比超过七成。普通员工涉案占比达到32.3%，大专以上学历者接近53%——知识型员工、业务骨干涉案增多，意味着腐败风险已从管理层下沉至普通岗位。近年来，一些规范企业甚至设置了“纪委”岗位。

旧标准下，6万元的入罪门槛、100万元才到“数额巨大”，使得大量侵占企业利益的行为难以入刑。报告显示，此类案件认罪认罚适用率高达84.4%，八成以上被告人被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缓刑适用率接近一半——追责力度偏弱，违法成本较低，客观上呼唤更强的司法规制。

换句话说，旧标准太宽松了，已经无法有效保护民企财产。将数额标准与国家工作人员对齐，本质上并非“加重”对民企人员的惩罚。至于有人说“那为什么不直接修改刑法”——因为立法周期长、成本高，而民企腐败不等人。司法解释在法律授权范围内先行调整，是务实之举。

细读《解释（二）》会发现一个“断裂”：前七条都在规定单位受贿、对单位行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典型公职犯罪。到第八条却突然跳到民企人员的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罪名、主体、法益完全不同，缺乏过渡，像“拼盘”。

但这种跳跃并非《解释（二）》新创。翻开2016年《解释（一）》，前十条同样讲公职犯罪，到第十一条突然话锋一转，开始规定民企犯罪的数额标准（按2倍、5倍执行）。旧解释早就这么干了，争议没今天这么大。《解释（二）》第八条，本质上就是《解释（一）》第十一条的“升级版”——倍数从2倍、5倍改成1倍，体例上的突兀感一脉相承。所以批评第八条与前七条不协调固然有理，但别忘了这个“不协调”的基因十年前就种下了。

这种体系上的质疑不影响其合法性。

综合以上分析：第八条在法律技术层面没有越权，没有违反《立法法》和《刑法》。 反对者提出的“立法精神”“社会危害性差异”等理由，更多是价值判断，而不是明确的法律禁令。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新规没有讨论空间。起刑点大幅降低后，如何防止对中小企业的误伤？如何避免员工因几千元回扣就被刑事追诉？这些都需要司法实践审慎把握。但那是“怎么执行”的问题，不是“该不该出”的问题。就当下法律实践而言，只需记住三点：

至于第八条与整部解释前七条的“跳跃感”，那是立法技术上的老毛病，不影响效力，但也提醒我们：司法解释的制定，需要更注意体例连贯。

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既需要严厉打击内部腐败，也需要稳定、可预期的司法环境。第八条迈出了强化保护的一步，至于这一步是否恰到好处，不妨留给时间和实践去检验，何况还有各地司法机关要出台具体的幅度标准。对规制民营企业而言，其实面临着平衡难题，亟待学术观照：保护的究竟是所有者与出资人，还是企业法人自身，抑或是从业人员、劳动者与外部债权人？这一问题，或许比数额标准更具根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