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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艺术教育培训机构在倒闭前以“超低折扣”吸引家长续费，导致许多家长卡内余额仍有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且面临退费困难。某艺术综合体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7月，已接收学员59471人，接收学员对应的原机构未消耗课时金额达6.68亿元；截至2025年3月7日，已接收13家机构学员。经营不善和资金链断裂是这些机构倒闭的直接原因。

该艺术教育培训机构曾尝试多方援助，以优惠条件吸引资本注入以恢复运营，但因负债过高而放弃。同时，该机构也与多家教培机构商谈并购事宜，但因业务形态或规模差异，最终未能成功。在相关政府部门及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的支持下，某艺术综合体与该机构于2023年6月9日正式签署帮扶协议。

事实上，从“低价促销”到“人去楼空”的案例屡见不鲜。机构一关门，学费基本上就打水漂了。退费为何这么难？

赵占领律师表示，所谓教培机构“跑路”通常分为两类：一是教培机构因经营不善导致资金链断裂后联系不上；二是实控人卷款跑路。前者属民事纠纷，家长可通过起诉主张退款，但若机构已无资产，即便胜诉也难以执行，这就出现家长难以拿到退款的问题。而后者则可能涉及合同诈骗、职务侵占等刑事犯罪，需通过公安机关立案追赃。

赵占领律师指出，在教培机构因资金链断裂难以继续经营的情况下，会有部分机构找到其他培训机构来承接，继续提供相应的服务。还能提供这种方案的机构，本质上来讲或许还有一定的资产或者资源。消费者如果想要退款，就要尽早起诉冻结原培训机构的财产，部分消费者还有可能追回来全部或者部分资金。

退费无门，转课成为许多机构提供的“折中方案”。但很多家长认为，这一过程实则暗藏“新坑”。

某艺术教育培训机构关停后，学员被转至“某艺术综合体”继续上课，但家长此前缴纳的剩余课时费无法一次性全额使用，只能作为优惠券部分抵扣。同时，原机构赠送的金额需缴纳等额补偿费用后才能激活用于支付线下课程。例如，一位家长报名2025年春季少儿街舞启蒙班，购买15课次送9课次，总费用4451.5元，转课后卡内余额可抵扣3515.62元，还需额外支付1458.88元。家长表示，具体抵扣金额因课程而异，卡内余额较多的家长可能需报多个课程才能消化完余额，但仍需额外补贴。家长们对这种转课方式存在担忧，担心从一个困境陷入另一个困境，但又希望孩子能继续上课。

对此，赵占领律师表示，根据法律规定，家长在原机构充值，这属于预付式消费，“过期不退”“强制消费”等都是违法的。原机构通过和消费者及新机构签订协议的方式，将原合同项目的原机构与消费者的权利义务转移到新合同中，对应的未消费的金额如果过期，可以与新机构协商重新激活。

近年来，预付费模式引发的机构跑路、退费难等问题备受关注。为规范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权益，国家及地方陆续出台多项相关政策，从资金监管、合同规范、风险预警等方面对预付费模式进行约束。

2021年，教育部联合五部门发布的《关于加强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监管工作的通知》中提到，全面实施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资金监管，要求采用银行托管或风险保证金方式。全国多地校外培训机构全面实施“消拨同步·一课一消”监管模式，按课时进度向机构拨付资金。其目的是通过动态资金拨付机制，防止机构挪用预付款。《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与消费者明确约定责任、退费规则等。强调经营者停业、歇业或变更经营场所时，需提前30日告知消费者并退还预付款余额。

尽管政策框架逐步完善，但赵占领律师表示，关于预付式消费相关政策真正落地面临着很多现实难题。机构规避手段多样，例如国家规定一次性收费不得超3个月或60课时，但机构可以以“买一赠一”等促销名义变相超限收费。而且，在机构倒闭之前仍进行销售的行为，因信息不对称，消费者乃至监管机构也难以在当时判断其是否已存在无法继续提供服务的情况。

“从法律上讲，如果教培机构已经清楚难以继续经营甚至内部已经做出关停业务不再继续经营的决定，却仍然在进行课程售卖，售卖后也不再提供相关服务，这种情况下机构可能涉嫌构成合同诈骗的刑事犯罪。”赵占领律师指出。

如何提前规避预付费模式带来的风险？赵占领律师表示，首先建议消费者选择经营实力比较强的机构，其次是尽可能选择预付费金额较低的，在相对较短时间内能够完成消费。此外，消费者在签订合同时，一定要注意查看合同条款中是否约定消费者可以中途退费，如果消费者单方解除合同要求退费是否需要收取一定的手续费或者违约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