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闻资讯

《民营经济促进法》第十条明确确立 “国家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单以外领域各类经济组织可依法平等进入” 的 “非禁即入” 原则，为民营企业市场参与权提供了根本性法律保障。

政策落地成效显著。2025 年 4 月 24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5 年版）》，清单事项由 2022 年版的 117 项缩减至 106 项，压减 11 项，与 2018 年首版清单相比压减幅度达三成，体现了市场准入限制持续放宽的改革导向。

重点领域突破实现新进展。在核电领域，民营企业参股比例首次提升至 10%，打破了传统垄断格局；商业航天领域中，海南文昌国际航天城完成从 0 到 1 的创新突破，民营企业成为行业创新重要力量，充分验证了市场准入放宽的实践效能。

招投标公平性显著提升。法律实施后，民营企业在招投标领域的市场参与度明显改善。2025 年 1-4 月，民营企业中标率同比提高 5 个百分点，其中 1 亿元以下项目的民营企业中标数量占比超 80%，中小民营企业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民营经济促进法》第三章 “投资融资促进” 对改善民营企业融资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制，第二十三条要求金融机构 “按照市场化、可持续原则开发适配民营经济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第二十五条明确 “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通过股票、债券等方式平等获得直接融资”，形成了全方位融资支持法律框架。

在贷款投放规模稳步增长的同时，信贷资源配置也持续优化。企业融资成本实现实质性下降，减轻了民营企业经营压力。

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日趋完善。财政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政府性融资担保发展管理办法》，明确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主业定位，构建起 “国家融资担保基金 — 省级再担保机构 — 辖内融资担保机构” 三层组织体系，实现全国市级机构全覆盖、县级业务全覆盖，支小支农担保金额占比原则上不低于 80%，为民营企业提供了有力的增信支持。

直接融资渠道持续拓宽。债券市场方面，2024 年民营企业债券发行量达 3.34 万亿元，实现 2020 年以来首度正增长且净融资额转正，直接融资对间接融资的补充作用显著增强。

《民营经济促进法》第二章专章规定公平竞争制度，第十一条要求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涉及经营主体生产经营的政策措施必须经过公平竞争审查”，第十四条明确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公共资源交易不得限制或排斥民营企业”，为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提供了法律遵循。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全面落地。各地持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建设，将审查范围覆盖政策制定全流程，有效遏制了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对规范行政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作为《民营经济促进法》的重要配套制度，《公平竞争审查条例》被认为是打破 “玻璃门” 隐性壁垒的核心抓手，为民营企业营造了公正竞争的制度环境。

政府采购公平性显著提升。各地积极落实法律要求，辽宁省等地区通过严格执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等专项行动，保障各类经营主体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民营企业在政府采购中的份额持续提升。

反垄断执法力度持续加大。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专项整治，重点查处限制企业自主迁移、阻碍商品要素流动、妨碍异地经营、设置地方保护门槛等四类突出问题，同步开展民生领域反垄断执法和公平竞争审查抽查，依法查办重点垄断案件，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

《民营经济促进法》第七章 “权益保护” 构建了全方位产权保护体系，第五十八条明确 “民营经济组织及其经营者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经营自主权等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第六十七条至第七十条专门建立账款支付保障机制，为民营企业权益保护提供了系统性法律保障。

人身财产权利保护持续强化。法律明确保护民营企业经营者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个人信息等人格权益，形成了人身权、财产权、经营自主权三位一体的保护体系，为民营企业经营者提供了稳定的发展预期和安全感。作为平等保护民营经济的基本法，《民营经济促进法》与《民法典》形成有效衔接，使民事主体权益保护规则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账款支付保障机制初见成效。2025 年 3 月 28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方案》，启动全国统一清欠行动；修订后的《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进一步明确，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大型企业不得强制以审计结果作为结算依据，禁止强制中小企业接受商业汇票等非现金支付方式，账款拖欠问题得到有效遏制。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空前加强。《民营经济促进法》第三十三条确立原始创新保护与侵权惩处双轨制，明确 “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实施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

商业秘密保护机制不断完善。市场监管总局于 2025 年 6 月开展第三届 “企业商业秘密保护能力提升服务月” 活动，聚焦企业维权诉求，加大侵犯商业秘密执法办案力度，商业秘密保护的专业化、规范化水平持续提升。

鉴此，《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实施为民营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各项核心指标呈现积极向好态势：企业规模持续扩大，截至 2025 年 7 月底，实有民营经济组织达 1.85 亿户，占全部经营主体的 96.38%，民营企业数量 5670.7 万户，占企业总数的 92%；就业吸纳能力稳步增强，2025 年 4 月底民营经济养老保险缴费人数占企业职工缴费总人数的 79.4%，成为就业主渠道；创新主体地位日益凸显，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 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比分别超 92% 和 80%，在 5G 通信、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实现技术突破，2024 年首次成为高技术产品最大进出口主体，进出口额增长 12.6%。更重要的是，法律的实施重塑了市场信心，“两个毫不动摇” 的法治化确认使民营企业获得稳定发展预期，民间投资活力得到有效释放。

尽管《民营经济促进法》构建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治框架，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制约了法律效能的充分发挥。

原则性规定偏多，细化程度不足。作为基础性法律，《民营经济促进法》侧重确立制度框架和基本要求，部分条款缺乏具体操作指引。例如，法律对动产和权利融资的质押登记、估值、交易流通、信息共享等作出原则性规定，但未明确具体实施标准和操作流程，导致实践中难以落地。

配套细则亟待完善。法律实施过程中存在知晓度不足、宣传覆盖不均、配套制度缺失、执法统一性不足等问题。特别是产权保护领域，配套细则的不完善使企业投资和创新存在后顾之忧，影响了法律的实施效果。

法律衔接机制不健全。《民营经济促进法》与《民法典》《公司法》《证券法》《反垄断法》等现行法律存在适用衔接需求。例如，《民营经济促进法》第二十条要求对小微企业实施差异化监管，但《商业银行法》对不良贷款容忍度的刚性规定与差异化政策存在冲突，需进一步明确操作标准以破解 “不敢贷” 难题。

政策执行 “中梗阻” 现象突出。部分支持政策在基层落实中出现传导不畅，政策红利未能及时足额传递至民营企业。政策环境的不稳定性、透明度不足等问题，导致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增加，影响了政策实施效果。

地方保护主义仍未根除。部分地区存在 “本地保护” 倾向，民营企业异地诉讼胜诉率偏低、执行难度大；在招商奖补兑现、合同履行、账款支付等方面，存在政策执行变形、落地迟缓等问题，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执法标准不统一问题突出。司法实践和行政执法中，因地方保护、裁判标准不一、法律适用差异等导致产权保护效果未达预期；乱收费、乱罚款、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等乱象依然存在，影响了法律的权威性和统一性。

法律知晓度和普及率偏低。调研显示，部分民营企业经营者对《民营经济促进法》具体条款了解不深，对法律赋予的权利和救济途径认识不足，运用法律维护权益的能力较弱。

维权意识和能力有待提升。面对不公平待遇时，部分企业因不了解维权渠道、担心维权成本高或效果不佳而选择隐忍，“不敢维权、不会维权” 的现象削弱了法律的威慑力和实效性。

政策红利转化效率不高。由于信息不对称、申请流程复杂等原因，许多民营企业未能充分理解和享受法律带来的政策支持，政策红利的转化效率有待提升。

“重公轻私” 观念根深蒂固。传统观念导致资源配置、市场准入、政策支持等方面存在隐性歧视，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仍面临不平等待遇，影响了竞争中性原则的落实。

竞争中性原则落实不到位。尽管法律明确公平竞争要求，但行业准入的 “玻璃门”“弹簧门”、特定领域股比限制、繁琐审批流程等显性和隐性壁垒依然存在，制约了民营企业的市场参与度。

融资结构性矛盾突出。尽管信贷投放和融资成本改善明显，但金融服务适配性不足问题依然存在：针对轻资产科技企业的信贷产品创新滞后，供应链金融覆盖面有限，大量中小民营企业被排除在核心企业信用链条之外，风险定价机制未能有效发挥作用。

合规成本与创新投入的矛盾凸显。法律对知识产权保护和数据合规的强化，使中小企业合规成本年均增长 12%，而民营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占比仅 6.8%，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3.2 个百分点，形成 “合规挤压创新” 的现实困境。

完善《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实施机制是系统工程，需从立法技术、政策配套、执行机制、监督保障等多维度协同发力，提升法律的可操作性和实效性。

加快配套法规体系建设。尽快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条例》，细化法律条文的操作标准；出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实施管理办法，明确清单调整、监督机制及民营企业准入标准与程序；制定公平竞争审查实施细则，规范审查标准、程序和责任追究机制，构建民营经济友好型规范体系。

强化司法解释的精准性。最高人民法院应尽快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适用的司法解释，将 “公平竞争”“平等保护” 等原则性要求转化为具体裁判规则，重点明确市场准入、融资支持、产权保护等领域的法律适用标准，为司法实践提供明确指引。

完善法律责任体系。针对现行法律责任条款偏 “软性” 的问题，细化行政处罚和民事赔偿标准，明确违反市场准入规定、融资歧视、不公平竞争等行为的法律后果，增强法律的威慑力。

建立法律动态评估与修订机制。建立每两年一次的法律实施效果评估制度，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和民营经济发展实际，及时发现问题并提出修订建议，确保法律的适应性和时效性。

构建差异化支持矩阵。根据企业生命周期、行业风险属性和区域发展阶段，建立动态化、组合式支持体系：对初创期企业侧重首购首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成长期企业侧重贷款贴息、担保增信、设备更新；成熟期企业侧重并购重组、直接融资、国际化服务。

完善信用修复机制。健全失信惩戒分级分类制度和信用修复规则，明确修复条件、流程和宽限期，打通公共信用平台与金融机构信息共享通道，避免企业因一次失信陷入长期发展困境。

强化财税政策支持。优化税收优惠体系，加大对科技创新型、专精特新民营企业的税收减免力度；设立民营企业发展基金，重点支持技术创新、转型升级和市场开拓；完善政府采购政策，保障民营企业公平参与份额。

优化金融支持政策。建立民营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对金融机构的民营企业贷款损失给予适度补偿；推动金融产品创新，扩大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供应链金融覆盖面；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拓宽民营企业直接融资渠道，落实小微企业差异化监管政策，提升金融服务的精准性。

建立全流程政策传导机制。构建 “政策解码 — 执行跟踪 — 效果反馈” 闭环体系，将法规政策转化为企业可操作的行动指南，打通政策落实 “最后一公里”，确保政策红利直达快享。

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的调解作用，建立专业化民营企业纠纷调解平台；优化仲裁、诉讼程序，降低维权成本，提高纠纷解决效率。

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成立政府主要领导牵头的民营经济发展协调机构，统筹政策制定与执行，避免政策冲突；建立部门间信息共享机制，提升政策执行的协同性和效率。

强化基层执行能力建设。加强基层执法人员的法律培训，提升对《民营经济促进法》的理解和适用能力；建立执法责任制，对执法不力、违法执法行为严肃追责；完善执法监督机制，规范执法行为，保障执法的合法性和公正性。

强化人大监督职能。各级人大通过执法检查、专项工作报告等方式开展法律实施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每年听取国务院关于《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情况的报告，组织专项执法检查，及时纠正实施中的问题。

发挥司法监督作用。检察机关建立涉民营企业案件专项监督机制，对选择性执法、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依法提出抗诉、纠正意见和检察建议，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完善社会监督机制。建立民营企业投诉举报平台，畅通监督渠道；鼓励媒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监督，形成全社会共同推动法律实施的良好氛围。

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委托专业机构开展法律实施效果第三方评估，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开，为法律修订和政策优化提供科学依据。

全面贯彻竞争中性原则。建立竞争中性审查制度，将其纳入政策制定全流程；完善政府采购制度，保障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参与；加强反垄断执法，防止国有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确保民营企业在要素获取、市场准入等方面获得平等待遇。

增设检察公益诉讼条款。在《民营经济促进法》中明确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对破坏平等保护、公平竞争等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赋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力，强化法律实施的司法保障。

完善破产保护制度。借鉴国际经验，建立民营企业重整保护机制，对陷入财务困境但具有发展前景的企业给予重组缓冲期，避免因短期困难导致市场主体退出，稳定市场预期。

建立快速维权通道。针对拖欠账款、知识产权侵权等民营企业高频纠纷，建立优先受理、快速审理、限期办结的专门机制，降低维权成本，提升维权效率。

综上所述，《民营经济促进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民营经济发展进入法治化新阶段。法律实施以来，在市场准入放宽、融资环境改善、公平竞争保障、产权保护强化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同时，法律可操作性不足、地方执行差异、主体认知欠缺、体制机制障碍等问题仍需着力破解。

完善《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实施机制，需要在立法技术上强化配套细则与法律衔接，在政策支持上构建差异化、精准化体系，在执行机制上保障统一规范，在监督保障上构建多层次监督网络，在制度创新上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唯有如此，才能充分释放法律的制度效能，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环境。

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随着《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深入实施和不断完善，民营经济必将焕发更强活力与创造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关键在于落实，成败在于执行，唯有久久为功、协同发力，才能让法律在中华大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让民营经济的创新源泉充分涌流、创造活力充分迸发。

当2022年8月起美国以《芯片与科学法案》“排他补贴”重塑全球供应链，当2023年7月起欧盟动用《外国补贴条例》审查中企并购，中国民营经济的法治化已不仅是国内治理命题，更是全球制度竞争的“第二战场”。《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实施质量，将决定我们能否把1.85亿市场主体的“规模优势”转化为“制度优势”，能否在下一轮全球化中拥有“民企军团”的旗舰。

让法律成为民营经济的“通用护照”，让“两个毫不动摇”成为穿越周期的“中国答案”，这是百年变局下我们必须赢得的“制度马拉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