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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街边的小商店、手工作坊开始零星出现，国家对民营经济的态度从最初“看一看、试一试”的默许，逐步转变为“允许存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的地位不断提升，被认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两个毫不动摇”方针的提出，明确强调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民营经济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凸显。

但长期以来，民营经济发展主要依赖政策文件推动。就像天气预报一样，虽然能大致知道天气走向，但说变就变。比如，某个地方为了吸引投资，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民营企业满怀希望投入资金建厂、招人，结果没过多久，政策调整，优惠没了，企业成本大幅增加。这种政策的不确定性，就像一把悬在民营企业家头上的“危险宝剑”，让他们不敢长期投资、搞创新。不少民营企业家表示，因为担心政策变化，一些需要长期投入的研发项目只能搁置。

《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出台带来了三大关键改变。首先，从容易变的政策变成了稳定的法律。以前政策文件可能一两年就调整，而法律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一旦确立，不会轻易变动，给民营企业吃下了“长效定心丸”。其次，从只说大原则，变成了明确规定大家的权利和义务。过去的政策多是方向性指导，具体该怎么做、能得到什么保障不明确；现在法律详细列出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融资、创新等方面的权利，以及政府部门相应的职责。最后，从主要靠行政手段管理，变成了靠法律保障。以往企业遇到问题，更多是找政府部门协调；现在有了法律依据，企业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正如法学家所言：“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而实施的前提是法律本身的确定性和权威性。”这部法律给民营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这部法律在优化营商环境上，主要从市场准入、融资支持、创新激励三个关键方面发力，致力于为民营企业打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在过去，民营企业想进入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领域，常常遭遇“玻璃门”“旋转门”。所谓“玻璃门”，就是看着门槛不高，似乎能进入，但真要进去就会碰得头破血流。比如，在一些城市的污水处理项目招标中，民营企业明明具备技术和资金实力，却因为各种隐性限制，连投标资格都拿不到。“旋转门”则更让人无奈，企业好不容易进入某个领域，政策一变，又被“转”了出来。曾有一家民营能源企业，投资建设了一座小型风力发电厂，运营没多久，当地以“统一规划”为由，要求企业转让股权，导致企业血本无归。

《民营经济促进法》建立了统一的法律审查机制，明确禁止这些不合理限制。法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之外，以备案、登记、注册、目录、年检、监制、认定、认证、审定以及其他任何形式，设定或者变相设定市场准入障碍。过去，这些隐形门槛造成的效率损失约占 GDP 的 0.5 - 1%，这意味着每年有数以千亿计的经济价值被浪费。这部法律实施后，企业办事的成本就能大幅降下来，更多民营企业能够参与到国家重大项目建设中。

资金是企业发展的“血液”，但长期以来，民营企业一直面临“缺血”困境。传统上，民营企业融资高度依赖不动产抵押，可科技型企业往往没有太多房产土地。比如一家专注研发新型半导体材料的民营企业，拥有多项核心专利技术，但因为没有足够的抵押物，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即便能贷到款，成本也很高。据调查，融资成本差异导致民营企业比同类国有企业平均多支付 1.5 - 2 个百分点的利息。这意味着，如果国有企业贷款年利率是 5%，民营企业可能要支付 6.5% - 7%，大大增加了企业负担。

《民营经济促进法》在融资担保制度上实现了创新突破。法律明确将知识产权、应收账款等纳入担保范围。还是以那家半导体企业为例，现在它可以用自己的专利技术作为质押物申请贷款。同时，法律还规范了融资服务标准，要求金融机构不得设置不合理的贷款条件，不得滥用市场优势地位附加不合理的交易条件。此外，国家还将推动建立多层次融资担保体系，鼓励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民营企业提供融资增信服务，切实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引擎”，但创新需要大量资金和时间投入，风险也很高。过去，民营企业在创新过程中常常面临知识产权被侵犯、创新收益分配不明确等问题。比如，一家民营软件公司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开发出一款新型办公软件，刚推向市场不久，就出现了盗版软件，企业不仅损失了市场份额，前期投入也打了水漂。

《民营经济促进法》构建了全方位的创新保障体系。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加大了对侵权行为的惩处力度，提高侵权赔偿标准，让侵权者不敢轻易侵权。在科技金融服务方面，鼓励金融机构开发适合民营企业创新特点的金融产品，如科技信贷、科技保险等。在创新收益分配上，明确规定企业可以通过股权、期权、分红等多种方式，激励科研人员。法律还支持民营企业建设各类创新平台，与高校、科研机构开展产学研合作。研究表明，法治环境每提升 1 个百分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平均提高 0.3 个百分点。这部法律将为民营企业开展长期研发投入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如今国际经贸环境波谲云诡，美国推行“小院高墙”策略，故意限制高端技术出口，人为制造供应链断裂风险。比如，在芯片领域，美国对中国企业实施技术封锁，限制芯片出口，阻碍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欧盟则强化产业补贴审查，构建新的贸易壁垒，对中国光伏产品、钢铁产品等发起反倾销调查，试图保护本土产业。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通过法治化路径提升经济体系的确定性和透明度，形成独特的制度性竞争优势。这种优势体现在两个重要方面。一方面，稳定的法律环境能给外国投资者吃“定心丸”，让他们更愿意来中国投资。联合国有关会议数据显示，制度质量是跨国投资决策中仅次于市场规模的关键因素。就像大家买东西更愿意去管理规范、信誉好的商场一样，外国企业也更倾向于在法律健全、政策稳定的国家投资。《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实施，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的决心，将吸引更多国际资本涌入。

另一方面，完善的国内法律能让中国企业在制定国际规则时有更多话语权。全球治理的核心是规则治理，参与规则制定需要国内有完善的法治基础。当中国的民营经济在完善的法律体系下蓬勃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先进技术，中国企业就能在国际舞台上更有底气，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强有力的中国声音，改变过去被动接受规则的局面。

法律只有落实到位才能发挥作用。要让《民营经济促进法》达到预期效果，还得在制度衔接、司法保障、观念转变等方面持续发力。

目前，各地存在不少与《民营经济促进法》精神不符的法规政策。有的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时，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区别对待，给予国有企业更多优惠；有的产业扶持政策，设置了过高的门槛，民营企业根本无法享受。接下来，需要系统梳理现有的法规政策，建立清理长效机制，及时废止或修订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文件。特别是要清理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产业扶持中的歧视性条款，建立统一公平的规则体系，确保所有企业都能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

在实际经营中，民营企业难免会遇到纠纷和侵权问题。但过去，由于维权渠道不畅通、程序复杂等原因，很多企业选择“忍气吞声”。要改变这种状况，应完善相关配套措施，探索建立专门的商事纠纷解决机制。比如，可以设立民营经济纠纷调解中心，邀请法律专家、行业代表等参与调解，快速解决纠纷；建立民营企业维权绿色通道，简化诉讼程序，提高司法效率和专业性。同时，加强法律宣传，让民营企业了解自己的维权途径和方法，敢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习惯用“政策优惠”吸引企业，这种方式虽然能在短期内见效，但缺乏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后，地方政府要从“政策优惠”思维转向“法治服务”理念。这意味着，政府要更加注重营造公平透明的法治环境，严格依法行政，减少对企业经营活动的不当干预。比如，在企业审批环节，按照法律规定简化流程、缩短时间；在监管过程中，做到公平公正，不搞区别对待。真正把法律作为治理的基本依据，让民营企业在稳定、可预期的法治环境中安心发展。

现在全球经济正处于规则重新制定的关键时期，各国竞争已经从比经济规模，变成了比制度质量。《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出台，不仅给中国民营经济上了“法律保险”，也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中国思路。

从长远看，这种制度优势会变成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让中国经济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稳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