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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可以明确的是，公司股权可以合法继承。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公司股权属于遗产的一种，可以继承。并且，根据《公司法》第九十条的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也就是说，如果公司自然人股东死亡，其所持股权可以由继承人依法继承。其中，如果继承人有合法有效的遗嘱，则按照遗嘱继承，无遗嘱则根据法定继承的相关规定继承。

当然，如果公司章程有特别规定，比如，规定股东死亡，不得由其继承人继承，或者有另外的约定，则以章程规定为准。

所以，如果娃哈哈集团的章程对公司股权继承没有特殊规定，宗先生的股权就可以依法被其继承人继承。比如，如果留有合法有效的遗嘱，并且遗嘱载明股权由宗馥莉女士继承，那么宗馥莉女士就可以依法继承股权，获得股东资格。需要说明一点，宗馥莉获得股权，还需要依法办理股权的工商变更手续。

其次，公司董事、总经理职务，除非章程有明确规定，否则不能继承。

不论是董事、总经理，还是董事长、副董事长，都是公司制下的高级管理人员，是一种特定的身份，但不是财产权利，不属于可以继承的遗产。一般情况，公司董事需要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产生，比如由股东委派。董事长，一般需由董事会选举产生。总经理，需要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与标准，由公司聘任或委任。

所以，除非公司章程规定可以，否则，董事、总经理职务是不能基于继承规则继承的。特别说明，股东虽然也是一种身份，但他的基础是股权，而股权属于可被继承的遗产，所以，因为股权可以被继承，持有股权的自然人就当然获得了股东身份，这与董事、总经理是截然不同的。

根据一般经验，大多数公司章程中都不会规定董事、总经理之类可以继承，从目前的信息分析，娃哈哈集团的章程，大概率也是如此。所以，宗馥莉能够履行何种管理职责，存在不确定性。

基于上述分析，延申出来的问题就是，股东，尤其是对公司有控制权的股东，如何切实有效地完成财产权与身份的传承。

可以在生前做出安排，就尽量在生前做好安排。

道理很简单，被继承人在世并且主动采取措施，才能在最大限度内保障传承符合被继承人的安排。要知道，即便是被继承人本人签字督办，要完成公司权力的交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比如，公司股权变更登记需要其他股东的配合，董事、总经理等职务交接需要公司相关权力部门的配合，公司管理权的交接，更是需要整个管理体系和主要人员的支持与配合。被继承人在世，凭借自身的影响力与控制力，可以最低的成本达到最大的效果，即便过程中出现问题，还有机会纠正、弥补。

对于未来，被继承人当然有自己的预期，但是这个预期是被继承人的主观愿望，是否存在现实、客观的实现可能，或者有多大的实现可能，这就需要科学、理性的规划。很多时候，这种规划的障碍不是法律，而是如何平衡利益，减少阻力。为了实现预期当然需要选择有效的工具，否则工具用错了，后果不堪设想。

比如，若被继承人在生前不将股权变更至继承人名下，而只是留下一份遗嘱，安排身后过户股权，这样可以保障被继承人生前对公司不失控，但是却会面临遗嘱被确认无效或部分无效的风险。但是，生前就将股权变更至继承人名下所有，又存在管理权失控的风险。或者，变更后发现继承人不合适，如何纠错？

正所谓“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即便有了合理科学的方案，也选择了正确的工具，一切工作的落实归根结底还要人来干，如果执行者出了问题，一样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如何避免“所托非人”，也是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

根据笔者的经验，选执行者，优先考虑与传承没有利害关系、利益冲突主体。比如，大股东要将公司控制权传承给自己的子女，那么，最不应该选择的执行人就是小股东。同时，也不宜选择公司现有的管理人员，因为他们与公司有太多利益纠葛，作为老板，也很难清楚地知道谁是人谁是鬼。

比较理想的方案，是在现有体系外另行组织一个班子，尽量与原体系不要有太多瓜葛，然后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这个班子在执行后，是继续留在体系内服务，还是执行完传承后就离场。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企业传承日益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需要，如何有效地实现传承，即保障企业在传承后的健康发展，也保障家族的利益，这个问题已经摆在许多企业家的面前。希望笔者的分析，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点启示与帮助。